篆刻，是一门古老的艺术；寿山石雕，也是一门古老的艺术。两者都以摩氏硬度在2至3之间，“软而易攻”的石头为载体。2006年，寿山石雕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3年后，“中国篆刻”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    然而，今天的人们，似乎已经淡忘了这两门艺术之间深层的文化因缘。
    黄宾虹先生在《古印概论》中说道：“寿山石发明于元明之间。最初寺僧见其石有五色、晶莹如玉，琢为牟尼珠串，云游四方，好事者以其可锓可刻，用以制印。”这些所谓的“好事者”，不是别的什么人，而是一个文人和书画家群体。他们与青田石、寿山石的“惊鸿一瞥”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际会，篆刻艺术由此再获生机，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明清流派印由此发端。同样，寿山石雕围绕印钮制作，也由此演化为一种服务于文人、为文人所欣赏、乃至文人参与其中的“文人化”的艺术。
    很久以来，篆刻与寿山石雕之间逐渐貌合神离，越行越远，失去了以往的“灵犀”与默契。一方面，佳石美材多为“有力者”所得，视同珍宝，巧施雕镂，却不肯用之于篆刻；另一方面，篆刻家所用之石，往往粗粝顽劣，不堪把玩，或者印钮题材与印文毫不相涉，制作匠气，缺乏文人之意趣。
    这种令人困惑的怪现象，因为两位艺术家的一次充满激情的合作而改变。
    王一帆，著名的寿山石雕刻家;谢钦铭，著名的书法篆刻家。他们怀着一份相同的文化认知，费一年之功，一人雕刻薄意，一人篆刻印底，共同创作了60件作品。他们用手中表达自如的刻刀，让两种古老的艺术，实现了“第一次牵手”。
    6月12日，他们带有探索意义的合作成果——《王谢集》，将在福建省博物院向公众展出。这一天，也是中国的第5个文化遗产日。
    雕刻与篆刻的融合，首先需要“人”的契合，也就是创作者之间相互的理解尊重，以及情怀、境界的接近。一方面要求雕刻家提高修养，向文人看齐。另一方面，篆刻家必须了解材质，注重印章的整体审美。王与谢，二人在各自领域中皆卓有建树，且以文化素养深厚见称，彼此钦慕已久而未有深交，一次偶然的晤面，谈起石雕与篆刻的文化渊源，以及两者分途的缺憾，顿有倾盖如故之感。于是，一拍即合，展开了一次“马拉松”式的合作。一年中，他们几乎抛开了所有的事情，旦夕讲论，切磋琢磨，叹赏寻绎于造化之妙，贯注全神于方寸之间。王一帆“放下二两半的田黄不刻”，成了业内美谈；而谢钦铭在完成全部作品后对笔者笑言，自己已经“才思枯竭”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    雕刻与篆刻的融合，具体到作品，体现为题材立意的相互映发、浑然一体。寿山石雕与其他造型艺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，石雕面对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独特的，有灵性的，这就给寿山石雕的创意设计增加了很大的难度，相当于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在王谢的合作中，这种难度因为印语的融入、印面章的安排而变得更为复杂，如何让各种创作元素结合得蕴藉自然，而避免“命题作文”式的穿凿拼凑，对他们的才思提出了挑战。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回到材料本身，从石头天然的色彩纹理出发，产生薄意创作的灵感，而篆刻的印语则由薄意的题材延伸开来，二者若即若离，不期而遇，所谓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。
    例如，一方印文为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的作品，一道斜贯章体的红筋，本为石头的瑕疵，却为崖岸树林抹上了彩霞。在几片云纹和一叶扁舟之间，层层波浪却无须再下一刀，因为这块坑石本身的“水纹”以天工代替了人工，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。另一方印文为“小雨藏山客坐久”的作品，薄意的构思如同一幅山水小品，最妙的是，小亭上空居然散落着若有若无的细细杂点，为这枚雅趣盎然的印章增添了“神来之笔”。
    雕刻与篆刻的融合，更高层面的追求，则是刀法、神味、气息的和谐交融。谢钦铭的篆刻胎息于汉印，而由黄牧甫、吴让之、齐白石脱出，用刀生辣苍浑，爽劲从容，印面寓奇崛于平正，气息雍穆而雅逸。王一帆的薄意做到拙中见巧，简约空灵，兼具笔墨气韵和金石趣味，端赖于他的“刀外工夫”。王谢二人惺惺相惜，也正在此等处。笔者与他们闲谈过程中，发现两位艺术家经常在创作时从对方那里不断地得到启发。例如，谢钦铭发现王薄意雕刻中，用刀圆转而肯定。而当王一帆看到谢完成的一方篆刻，竟然从印面效果断言其创作时“酣畅直进，粉末堆积于石上而不顾”。
 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，其文化蕴含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格调境界，一件作品的创意构思，不仅决定了材料的命运，同时也折射出创作者的文化修养和想象力。在这里，文人的眼睛，艺人的巧手，都是不能缺席的。千百年来，中国的传统工艺与文人艺术之间，始终隔着一堵厚厚的墙。打通这堵墙，需要文人艺术家与工艺家两边的努力，然而，文人总是放不下他们所特有的矜持，工艺家则受到文化的局限。如今，王、谢二人依托数十年“以石为田”的耕耘所得，从各自的那一侧用其心力，在相视一笑间，挖通了挡在他们之间的那道墙。 
    这对于日益受到关注的篆刻艺术，以及试图回到高雅的寿山石雕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个崭新的机缘。